就社会而言，诚信是降低产权交易成本的制度保证。中国土地市场一方面生产成本低，另一方面社会成本却很高。其产权原因在于中国土地市场存在两个两权分离（即国有和集体两种所有权、使用权和所有权）诱发的公有制产权侵蚀、政企不分的行政管理体制、要素缺损的市场机制，从而放大了公有土地产权的外部性，异化了中国土地市场诚信交易的基础，于是，不仅引致各级行政权市场寻租，削弱了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而且增加了就业人员和资源配置损耗，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从而构成了包括腐败成本、绿色成本，以及由此增加的制度反腐、市场监管成本在内的许多不必要的社会成本，大大减少了中国土地市场的政府垄断利润，造成了比私有制土地市场更为严重的经济损失。事实上，如果产权边界清晰，至少可以降低鉴定产权边界以及鉴定合约风险的成本，从而以诚信提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科斯和威廉姆森等人认为，所有的制度和游戏规则的建立都要耗费资源，是有成本的，所有交易市场的信息获取和处理；所有合同的谈判、监督和实施都要耗费资源，也是有成本的，改革的目标就是以明晰产权为核心重构诚信价值和制度体系以节约交易成本，从而实现社会经济利益最大化。政治-经济-产权-经济组织-生产效率，是一个相克相生的耦合网络，可以预见，当维持现行公有土地产权的制度成本达到社会和决策层不能承受的时候，届时土地市场还将继续转型，直至改革产权结构，结束政府垄断，形成和现代产业耦合的诚信经营结构。　　

没有产权就没有诚信是历史的结论。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消灭市场竞争造成人们产权的"一穷二白"，并不是好事。如果市场主体在交易中什么产权利益都没有，他也就不奢望通过合法交易得到什么，也不担心在交易中失去什么，而这样达成的合约，只能是"逆向选择"的产物。既然市场主体什么都不怕，都灰心，他要想完成原始的积累，唯一的手段就是铤而走险，空手套白狼，做无本生意，这就是中国现阶段因产权问题引致的诚信危机的物质根源。当前，在国有土地市场上，由于法律规定国有土地产权的代表是国务院，因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是代理关系、契约关系，地方政府作为委托代理人经营所在地的国有土地，应该履行和中央约定的契约。但是，由于国有土地产权是一种归属不清晰、权责不明确、保护不严格、流转不顺畅的产权，而在地方政府的眼中，国家的就是大家的，谁管都一样，因此，进行"逆向选择"，根本就不去摆正国家老板和地方雇佣者的关系，经常越位行使中央的权利。而由于国有土地产权的代理关系不明确，大家都认为自己有权代表国有土地，而大家又都不对国有土地产权负象私人土地产权那样的经营责任，便造成中央政府的激励和约束契约在某种程度上对地方政府经营土地的行为无效。而作为行政权在握的地方政府充任市场主体，一旦失去了激励和约束，便往往利用经营城市权力让行政权为国有土地产权寻租服务，或去制造信息不对称误导中央政府、误导市场，或明目张胆地低地价、零地价，甚至负地价出让土地，从而产生"道德风险"，于是制度就异化了。中央政府对制度的异化肯定不满意，于是一旦发现问题就组织清理整顿，但是，苦于信息不对称，苦于不能够准确掌握地方的问题，于是，尽管中央政府几乎年年在进行全国性的土地市场秩序清理整顿，但是，由于中央能够抓住把柄的总是少数，因此，地方政府却总能在和中央政府的重复搏弈中次次取胜，从而引致中央政府在土地市场的高监管成本投入和地方规范土地市场秩序的低效益产出，耗费了不少国家宝贵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　　

当前的产权状况，一是国有土地产权不清晰，人人当家作主，甚至到乡镇都有权批地；二是集体土地产权不完整，村领导当家作主，政府随意征用，承包地朝不保夕，由于农民对保护自己的承包土地产权无能为力，于是转而自己也任意破坏；三是中介组织生存不靠取得市场诚信而是靠贿赂政府，从而助纣为虞，帮助国家大鱼吃小鱼，帮助强势群体剥夺弱势群体；四是政府与民争利，由于顾及任期短期利益，没有率先垂范切实保护合法土地产权利益，于是市场秩序混乱。"公地悲剧"在资本主义社会如此，在社会主义也是如此，要重塑土地市场的诚信，必须从产权制度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