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政府可以考虑支持信用体系基础设施建设。由于目前我国有关企业和个人的信用信息大多还是由政府部门掌控，而我国信用信息商业化、社会化的法律环境和市场条件还不具备，单靠信用机构，难以开展征信业务。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政府主动充当“第一推动力”，打破既得利益的传统格局，形成市场化运作的过程将极其漫长。因此，由政府推动，打破信用信息的屏蔽和垄断显得十分重要。政府推动除了体现在立法方面，还可以在支持信用体系的基础设施方面有所作为。　　

由于信用基础设施投入资金大，建设时间长，社会效益明显，用国债资金支持信用基础设施建设正好体现了政府的推动作用，也能缩短社会信用体系建立的建设时间，还可起到防止各部门各地方垄断信用信息资源的倾向，便于联合征信。用国债资金支持信用基础设施建设主要用于两个方面：一是用于基础数据库的建设，鼓励和支持我国政府各相关部门按照一定的标准建立自己的资料数据库，如工商注册数据库及工商年检数据库、工业企业普查资料数据库、法院诉讼数据库、人民银行的企业还款记录数据库、企业产品质量投诉数据库等；二是在建立各部门基础数据库的同时建立全国信用数据交换中心。中心的定位应该是非赢利性机构，可以部分有偿地（少收费）为征信中介机构和社会提供客观公正的原始数据信息，这部分收费用于系统的更新和维护。

二、信用法律法规建设

（一）我国信用法规建设现状与问题　　

1、信用信息开放缺乏全国性法律法规的支持

我国的《民法通则》、《刑法》、《民事诉讼法》、《公司法》、《合同法》、《担保法》、《票据法》、《商业银行法》、《企业破产法》等法律，都涉及到了信用问题，但对信用信息的开放，均没有明确的规定。

2002年1月，深圳市出台了《深圳市个人信用征信及信用评级管理办法》。该《办法》对个人信用信息的征集做了规定。从2002年起，汕头市先后制定了《汕头市企业信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试行)》、《汕头市企业信用信息采集管理办法》和《汕头市社会信用信息网络管理暂行规定》等法规和规章。北京市自2002年10月1日起实施了《北京市行政机关归集和公布企业信用信息管理办法》。这些地方法规和规章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地信用信息的开放。

从以上立法情况来看，我国还没有制定出信用信息开放的全国性法律法规，现行的适用于信用信息开放的法规和规章基本上是各地自行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这些法规和规章层次相对较低，效力有限，难以对信用信息开放所涉及的社会关系进行全面的规划和调整，也难以提供有效的法律支持和保护。而且，一些规章属指导性文件，缺乏法律和法规的刚性，使得在实际执行中的效力和作用大受影响。由于缺乏全国性法律法规的支持，导致我国信用信息开放程度低，信用机构无法获得信用信息。尤其是存在于政府部门的信用信息，被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等纠缠在一起，信用机构无法获得可以公开开放以及能够通过正规方式和渠道获得的数据。

2、信用机构的市场准入条例还在征求意见和修改之中

2002年3月，国务院建立企业和个人征信体系专题工作小组开始起草《征信管理条例》，条例的重点在于提出征信机构的市场准入和征信机构的操作规则，也涉及到征信数据的采集和应用。该条例已经几易其稿，目前仍处于征求意见和修改之中。

（二）信用法规建设滞后对信用体系建设的影响

1、对政府各相关部门来说数据开放没有法律依据，对中介机构来说要获取信用信息难度很大　　

信用中介机构从起步到现在面临的最大困难可能是数据源的问题。信用信息开放是社会信用体系建立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信用信息是征信活动开展的基础，而规范的信用信息共享机制是信用机构公平、合理采集和使用信用信息并为全社会提供信用服务的基本制度保障。征信数据是制作征信产品的原材料，是开展信用管理服务的基础性条件。信用市场要发展，首先是信用中介机构必须能够合法地取得各种真实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行业及社会数据，并在法律规范下对经过处理的信息进行公开和公正的报告。征信数据的规范化开放和市场化经营，是信用管理行业得以发展和建立社会信用管理体系的物质基础。我国政府各相关部门在对企业、个人实行行政管理的职责范围内，均获有大量企业、个人的资信信息，由于体制的原因，现在信用信息多掌握在各个部门，这些部门建立的信用数据档案系统相互封闭，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企业注册和年检信息、税务部门的企业纳税信息、法院的诉讼记录等。当前，由于没有相关法规、而信用信息来源又比较分散，有些掌握和具有一定信用信息优势的部门或行业，已经出现了利用所具有的信用信息优势地位，采取收费、指定代理机构或利用自身信用信息资源直接开展咨询服务的倾向。对此，我们一直在关注这一问题。